二十世纪90年代的一天，台湾非常有影响的《中国时报》大篇幅刊登了一篇题为《专访谷正文谈筹划谋杀周恩来始末》的文章。
谷正文心狠手辣，善于钻营，曾担任华北特种工作组组长，专门执行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和暗杀中共干部的任务。
国民党兵败大陆后，谷正文随军统局的后身保密局迁往台湾，仍旧干自己的老本行，先是出任防侦组组长，后升任保密局督察室主任。在国民党保密局里，谷正文可说是一名元老了。
年4月11日，中国赴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的部分代表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从香港起飞后发生爆炸。
尽管种种证据表明，这起针对周恩来总理的恶性案件是由国民党保密局一手策划的。然而，40年来，国民党当局一直矢口否认，台湾的媒体对此也采取了低调。
这次由国民党保密局资深的特工公开站出来披露真相，立即在全岛以至整个世界引起轰动，人们的思绪也被重新带回到那个充满腥风血雨的年代。
中共中央决定：派出周恩来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举世瞩目的第一次亚非会议
年初，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现称斯里兰卡)5国总理联合发出倡议：在万隆召开一次亚非会议。
除5个发起国的首脑外，应邀出席的还有其他20几个亚非国家的首脑。新中国也在被邀请之列。
此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5年多，外交工作刚刚起步，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也需要了解和认识中国。
像这样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国当然要出席。经研究，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任团长，陈毅任副团长，率代表团出席会议。
周恩来要亲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无孔不入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工很快探听到了风声。
这一日，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把自己手下的得力干将周赋成召至自己的官邸共进晚餐。受宠若惊的周赋成心里明白，毛人凤又有什么“要事”交给他办。
果不其然，酒过三巡，毛人凤把一份电文递给他：“赋成，你看看这个。”
周赋成从毛人凤手中接过电文，只见上面写着：中共已正式决定由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在万隆召开的第一次亚非首脑会议。
“我叫你来，就是为这个。我已经考虑了很久，觉得这次任务难度很大，只有你才能胜任。”毛人凤一边说，眼睛紧盯着周赋成。
周赋成表面没什么反应，可是心里“格登”了一下。要除掉周恩来，谈何容易？然而，在毛人凤面前，他不敢说半个不字。否则，杀人不眨眼的毛人凤会怎么对待他，他心里清楚得很。
“我该怎么行动？有人配合我吗？”周赋成问。
“人你可以自己物色。听说周恩来去万隆要途经香港，所以你最好是在香港采取行动！”
周赋成小心翼翼地说：“我觉得，如果我们能把炸弹放到周恩来乘坐的飞机上，事情就成功了一半，而且不容易让共产党抓住把柄。”
“噢，那你详细地说说看！”毛人凤对周赋成的计划产生了兴趣。
接着，周赋成一五一十地把自己的打算和盘托出。
第二夭，毛人凤把保密局的几个高级领导叫到他的办公室，对周赋成提出的方案又进行了一番密谋。
几天后，身负“重任”的周赋成飞赴香港，保密局香港情报站站长严世全亲自设宴款待周赋成。
酒足饭饱之际，周赋成拍着严世全的肩膀问：“我这次来是要干件大事，你认识启德机场的工作人员吗？我们准备在中共代表团乘坐的飞机上安放定时炸弹。你现在的任务是，尽快物色一个能接近飞机的机场工作人员。”
“我尽力吧。”
没出两天，严世全手下的特务们还真物色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此人名叫周驹，是启德机场的一名地勤人员，家住九龙太子道。周驹家境贫寒，却五毒俱全。为了钱，他连命都可以豁出去。
这一日，严世全把周驹带到了周赋成的住处。稍事寒暄后，周赋成单刀直入：“我们这有一颗定时炸弹，你要想办法藏到飞机上。”
说到这里，周赋成从皮包中掏出一张支票，在周驹面前摇了摇：“这是30万港币，事成之后，还有30万。怎么样？”
周驹再也经受不住这样的诱惑，接过支票，说：“行，我干。你说，我该怎么行动？”
4月11日，香港。
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阳光明媚，万里无云。
上午，周驹与其他机场工作人员一样，“平安无事”地通过了安检人员的例行检查。不过从进入机场的那一刻起，周驹的心就一直提到了嗓子眼。因为，在他随身携带的包中，有一颗伪装成一包西药的定时炸弹。炸弹是昨天从海路偷运到香港的。
同往常一样，周驹还是做自己的清扫工作，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他那拿着吸尘器的手，总有些不由自主地抖动。
周驹尽力控制住有些发抖的双腿。走出房门，他装作不经意地向机场外的铁丝网看了一眼。
在那里，有一辆高级轿车停着。那是周赋成为他准备的，只要他一完成任务，立即把他接走，隐藏起来，然后再转送到台湾。
看到轿车，周驹的心有些平静下来。他拿起工具袋向外场走去。
11时30分，“克什米尔公主号”庞大的机身从远处天际闪出。稍顷，带着巨大的轰鸣声，飞机降落到机场上。
由于在此之前，中国方面已经通知英国和香港，说台湾当局可能在香港采取行动，破坏中国代表团的出访，因此，飞机刚一停稳，香港警方立即加强了机场的警卫，严禁外人靠近“克什米尔公主号”，然而，对于机场工作人员则没有任何防范措施。
为了保证专机能按时起飞，地勤人员迅速地忙碌开了，有的检查引擎，有的给飞机加油……
周驹把伪装好的炸弹带在身上，拿着清洁工具，极力控制住自己紧张的心情，向“克什米尔公主号”走去。
周驹顺利地登上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他开始了例行的飞机清洁工作。他一边干，一边向四下窥视，看有没有人注意自己。待确信没有人注意后，周驹以最快的速度，把定时炸弹放在了飞机右翼轮舱附近的一个不容易发现的角落里。
放好炸弹后，周驹匆匆离开飞机。还没等到下班时间，他就悄悄地溜到铁丝网边，从事先已经剪开的铁丝网出口爬出启德机场，钻进那辆专门等着接他的轿车。
不久之后，在国民党保密局的安排下，这个亲手制造了炸毁“克什米尔公主号”的罪犯逃到台湾。香港警方在弄清事件真相后，曾发出拘捕令，要求台湾当局将周驹引渡回香港受审，但遭到了台湾当局拒绝，这是后话。
周恩来临时改变行程，闯过生死劫
国民党保密局紧锣密鼓，准备破坏中国代表团出访万隆，中国情报部门通过各种渠道有所察觉。
4月3日，公安部发出特别通知，要求各有关部门要密切注意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动静，以保证出席亚非会议的代表的安全。
4月5日，有关部门从香港获悉：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获悉代表团的行踪，他们正在策划乘新中国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之机，谋害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并已分头行动。
周恩来得悉这个情报后，立即召见了公安部负责同志，要他们迅速核实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按预先的安排，中国方面已经包下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大型客机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准备取道香港直飞印度尼西亚。
为了保证安全，中国方面多次提醒印度航空公司负责人：“飞机要绝对保证飞行安全，中国代表团此行的意义重大，我们的领导人也将随机前往印尼赴会，请务必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安全。”
印度航空公司的经理当即保证：将配备最强的机组人员，采取严密的措施来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安全。
周恩来原定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由香港去印尼赴会。正当代表团全力以赴进行准备之际，周恩来总理接到了缅甸总理吴努发来的电报。电报邀请周总理在去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之前，先去仰光，俩人先碰一下头，研究一下会议的有关问题。
吴努总理对中国领导人如此尊重，周恩来自然欣从。经报请毛主席同意后，周恩来决定代表团兵分两路：一路由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去昆明，从昆明乘机去仰光，之后由仰光飞赴万隆。
另一路，由代表团其他成员组成，于4月11日按原定计划由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直飞印尼。为保证安全，中央临时决定，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随周恩来一同去仰光，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4月8日，周恩来一行乘机飞抵昆明。就在这时，一份重要的情报送到了周恩来的手中。情报说，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准备破坏代表团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并已经准备好了定时炸弹。
周恩来一看，脸色顿时严峻起来，他当即打电话给外交部，指示：“外交部要将这一情况火速转告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国赴万隆会议代表团，要他们立即向港英当局提出交涉，请香港方面一定要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
电话中，周恩来还指示外交部立即召见英国驻华临时代办，向印航经理通报情况，请他们务必采取措施。
4月10日上午，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张越紧急约见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思，向他通报了有关情况。
艾惕思思考了一会，答应马上与香港方面联系，让他们加强保安措施。
新华社香港分社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意识到问题严重，容不得半点马虎。当晚他们就把有关情况通报给了香港当局，香港当局答应在机场附近加强戒备措施。
第二天，新华社香港分社怕不落实，又派专人驱车前往印航驻港经理住宅，向印航经理通报了上述情况。
印航经理有些紧张起来，他答应将派人对飞机进行检查，自己也将亲自去机场进行监督。
11日上午，新华社香港分社再次派人会见印航经理，请他务必严加防范。印航经理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留港之际，绝不允许非印航人员接近飞机，就连食品、加油也派专人负责。
中国方面为保证“克什米尔公主号”的安全已经尽了最大努力，然而还是让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钻了空子。
4月11日下午1时，“克什米尔公主号”带着巨大的轰鸣声，驶离香港启德机场。
此时，机上除机组人员外，共有11名乘客，他们是：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石志昂、李肇基、钟步云；记者沈建图、黄作梅、杜宏、李平、郝风格；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王明芳；波兰记者斯塔列茨；奥地利记者严裴德。
负责这次专机任务的是由印度航空公司一位名叫杰塔的机长率领的7人机组。杰塔是一位有着20多年驾龄、技术高超的驾驶员，世界上许多要人都曾乘坐过他驾驶的飞机，杰塔因此在印度航空公司里享有很高的声誉。
两个小时过去了，“克什米尔公主号”安然无恙。
又两个小时过去了，地面指挥塔台得到的消息仍旧是：“飞机一切正常，正按预定方向飞行。”
地面指挥塔台的人放心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上的人放心了，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