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欧洲人后来认为，在他们的高贵文明的手掌伸进来制止血腥冲突以前，非洲人是生活在野蛮残忍和混乱之中的。事实上，真理恰恰相反，正如在印度一样。例如，只要考虑一下阿赞迪人中间的战争实际上究竟如何就可以了。
阿赞迪是中非人数众多的一个民族，向来被欧洲人认为是有着浓厚杀戮和征服欲的。有一位名叫伊凡斯·普里查德的欧洲人最近做了许多事情来纠正对事实和判断的不符之处。他说：“据我所知，既然目的是为了使敌人退却，以便使自己能够拿最小伤亡换得胜利，人们一般总是避免包围敌人的。因为当敌人不能撤退，看到自己已经没有希望时，他们就会要豁出性命，尽可能地换取更高的代价。”因此，阿赞迪人“在后方留一个空隙。
而且，他们另外还有一条惯例，那就是战争必须在下午四时开始。这样凡觉得情况不妙的人就可以在黑夜的掩护下撤退。”他又说，这条和谐的惯例经常没有得到遵守。问题当然不是说，欧洲人入侵以前的非洲是一个甜蜜的明媚的花园，而是说，和征服者欧洲人的好战态度相比，非洲人的好战态度还是比较宽大和温和的。当然非洲人也并不都是这样的，在葡萄牙时期劫掠基尔瓦的瓦津巴人就是以残暴闻名的。但是他们经常是这样的。
当时非洲被摧毁、被破坏并且被遗忘了的一切，在以后的年代被证明很难给人再想起来了。如果说那些早期的葡萄牙人把非洲看作是普列斯脱·约翰的国家，是俄斐和示巴女王的黄金的故乡，认为这里绝世华丽，有梦想不到的财富；那些以后来的人的看法便走向另一极端。非洲成为一块以厌人的野蛮，道德和精神污劣，幼稚或邪恶而闻名的土地。
年葡萄牙人还可以在罗马庆祝第一个黑人主教担任圣职。这位黑人主教是刚果的亨里克。他是刚果一位毫无疑问属于非洲籍的国王和他那毫无疑问属于非洲籍的王后所生的儿子。这就在刚果国家的部落封建主义之上增加了高尚内容和贵族称号的标志。从葡萄牙皇家档案的记载看来，他们似乎认为这样做没有错误，是很自然的。这些非洲人可能和他们有所不同，却也不能因此而被轻视。不过到了后来，看法改变了。
约在四百年以后，这些年间，大部分时间是进行着海外奴隶贸易的，外界对非洲的一般判断很容易把非洲人看成处于野蛮的惨境，无历史，并且不可救药。印度洋贸易的被破坏及其在非洲的终点站的衰落，海外奴隶贸易，殖民征服以及其他许多因素，模糊了并掩盖了非洲的过去。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把情况看得更清楚一些了。但用有关沿海城邦和王国的证据来追溯非洲的历史是否就公平合理呢？会不会归根到底不是非洲式的而是阿拉伯式的呢？
最近几年考古学获得新发现以前，大家一般都认为非洲东岸那些消失了的城市并不是非洲式的，而是阿拉伯式的。早期的葡萄牙人在东岸发现的这种忙碌的商业活动是世界性的（可钦佩的巴尔博萨曾这么报道过）。参加这种活动的有许多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巴尔博萨把他们叫做“白摩尔人”）和大陆各部落的非洲人。而阿拉伯的情调无疑是很浓厚的。即使是在此类历史学或考古学调查的最初阶段，人们仍然能隐约地看到他们的一些活动情况。
在这里最后遭到葡萄牙人破坏以前，巴尔博萨恰好看到过他们的活动情况。后来他在叙述这些情况时用“过去时态”说道：“过去他们进行贸易的方法是这样的：乘着一种名叫做赞布科斯的小船，从基尔瓦、蒙巴萨和马林迪等王国来到索法拉。他们带着不少棉布、还有丝绸和许多灰色、红色、黄色的珠子。这些东西都是从坎贝的大王国用更大的船只运到这些王国来的。”
他在讲到阿拉伯和非洲最大的一个货物集散地亚丁时说：他们以棉花、药品、宝石、小粒珍珠、玛瑙、鸦片、铜、水银、洋茜、朱砂、大量的玫瑰香水、毛织品、染色的麦加地毯、金锭、金币坯、大米、糖、椰子、漆器、木制凉鞋、沉香木和麝香等等进行贸易这个地方的贸易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兴盛，更富裕。”非洲海岸的这些贸易城市虽然已经消失了，但是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不会比亚丁差多少。
年摩蒂默·惠勒爵士在稠密的灌木丛中开辟出一处遗址。这个库阿遗址占地面积不下三十五英亩，有一座宫殿、三十多幢石头房子、七座清真寺和三处墓地。它位于距离较大的马斐亚岛很近的朱阿涅小岛。大约在一百五十年前，遭到马达加斯加入侵者的劫掠以后，完全被废弃了。马修在桑戈－姆纳腊（另一个可能建于十三世纪的城市）发现“带凹槽的挨墙柱支撑的带凹槽的弧形屋顶和精巧的拱形房间，上面盖着嵌着一百个圆孔的拱形屋顶”。正如上面所指出的，东方世界的精美物品和豪华就是从这里发现的。
巴尔博萨对于印度的雷纳尔（离苏拉特不远）作过极有价值的描述。这种描述，肯定地说，是可以适合于非洲沿海的城市的。它显示了沿海地带悠闲的文明。巴尔博萨（他的这本书是在年写成的）说，居住在雷纳尔的摩尔人“极为富有、显赫。他们肤色漂亮，出自名门。他们习惯于在他们住宅的前厅四周安许多架子，上面陈列各种新式、精致、贵重的瓷器。这一来整个屋子就好象个店铺似地为货架所包围。”在基尔瓦、库阿、桑戈、姆纳腊、蒙巴萨、马林迪和其他地方统治者的宫殿以及富有人家，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景。
苏塔纳巴德和尼夏普尔的色彩和式样都极粗犷的陶罐，用明丽的笔着色的波斯巨怪和王子的人像，中国宋朝的青磁，难以数计的明朝的碗和装饰品，印度的串珠和宝石，用黄金和象牙雕制的人像和小像，玉和铜的首饰，中东和麦加的地毯等等，全都陈列着出售，或者为了欣赏和装饰。这种经常来回不断的熙熙攘攘的海上生活，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早期来自欧洲和地中海的航海者，对于实际居住在这些港口和城市中的人所得的印象那么模糊，那么自相矛盾。
今天，人们已有可能作更好地估计了。现在所知道的最早到这个海岸，为希腊罗马世界熟知的古老的阿扎尼亚海岸，来殖民地非洲人是南阿拉伯一些从事商业的亲王。他们是示巴王族的后裔。参加过推罗和大食贸易的船队。记录表明，他们来这里是为了贸易，而不是为了掠夺和征服。他们人数少，但都坚韧不拔。他们力求与人相处，学会东海岸的许多语言，和当地妇女通婚并建立贸易站。
公元前年的中叶，也可能更早一些，他们给东海岸的文化赋予了阿拉伯色彩。在海滨所有的地方兴起了一些港口和城市。那里生动而又多样化的生活说明了许多不同种的居民：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印度尼西亚人、马来亚人、中国人、非洲人之间的混合。随着岁月的消逝，这些港口和城市形成了当地特有的文化气质，仅残留着一点出处不同的回声和异国情调而已。但非洲的这种情况和印度以及东南亚的一般无二。当阿拉伯人假伊斯兰教的名义进行扩张以后，公元七世纪，这幅图画就起了变化。
来自阿拉伯的避难者，沿着非洲海岸南下。他们不仅为了贸易，同时也是为了在这儿定居。他们在沿海建立一批最早的伊斯兰城市。这些城市起初是由阿拉伯统治集团统治，或者很大程度上深深受着他们的影响。现在，已经查出了八个属于这一时期的城市。它们大部分是一些小贸易站，设在沿海岛屿上。它们所处的位置使它们很容易被占领，而一经占领，又易防守来自大陆的侵略。桑给巴尔岛上的恩古加库乌和基济米－卡济，还有在散杰－马焦马等处的遗址以及桑戈－姆纳腊珊瑚小岛的遗迹都是这个时期的典型。
这些新来的殖民者发现了，说斯瓦希里语，且自认为斯瓦希里人的非洲人。他们还发现了住在邻近内地的其他非洲人。无疑，他们也发现了许多住在较早时期建立起来的贸易居留地的小群阿拉伯人。他们并没有遇到多少困难就定居了下来。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也混合起来相互通婚。他们给整个沿海地区的文化不断地增添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同时，也在他们的阿拉伯举止中吸收了许多纯粹或部分非洲式的因素。这些小王朝的后裔越来越变得非洲化，后来也捏造了长长的可以同在阿拉伯和波斯的贵族豪门的“高贵门第”相联系的家谱。
他们后来也玩弄了那些同样在他们以前和以后的王公贵族、暴发户经常玩弄的同样把戏，追认了“一些高贵祖先”。这一来把后世的历史学家搞糊涂了。阿拉伯人向东海岸的移居，到了七、八世纪就更为频繁，更为独断独行了。例如，按照传统的说法帕特岛上的伊斯兰教人居留的地方建于七世纪末。这可能失之过早。但毫无疑问，整个海岸的许多贸易居留地在十一世纪末已发展成为由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或者阿拉伯－斯瓦希里人、或者斯瓦希里集团统治的城市，或者兼并了许许多多由这些人居住的殖民地。远至南方的索法拉，情况都是一样的。
索法拉是南方和内地罗得西亚高地进行贸易的主要港口。整个东海岸突然涌现的城邦中的这些阿拉伯和阿拉伯一斯瓦希里和斯瓦希里的统治集团经历了许多兴衰。至于有关的记载缺乏详情；而在沿岸所作的考古调查还只是刚刚开始，有些城邦显然是阿拉伯式的并且是伊斯兰化了的。有些，特别是像马林迪和布腊伐那样一些位于大陆上的城邦，阿拉伯文化似乎极其肤浅，只是浮在表面而已。
关于这些情况，不久就可能有更多的文章可作了：弗里曼·格莱维尔已经开出一张关于坦噶尼喀沿海地带和岛屿上欧洲人来到以前的遗址的清单，共有六十三个。他认为，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从陶瓷器的年代中会满意地得出它们属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的产品”的结论。他已经鉴定了千万枚钱币。有罗马的、希腊时代埃及的、拜占庭的、中国的、土耳其埃及的以及一千三百年以前不久在基尔瓦建立的造币厂铸造的钱币。他的鉴定结果正在复印中。
同时出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十三、十四世纪文化上发生了一种变化，使许多居留地发展成为城市。在这一时期内，对非洲商品的需求似乎大大增加了。在前几个世纪中所发生的沿海地区非洲人逐渐进入贸易居留地的过程，这时已发展到了顶点。巴尔博年在布腊伐看到了另一个“摩尔人的大城”。但是，布腊伐即使到今天，它的通用语，不是阿拉伯语，也不是斯瓦希里语，而有更纯的班图语结构。在沿海这些城市的世界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是非洲文化。
早期斯瓦希里文化的丰富性（只是这种丰富性很少为东非以外的地区注意，或者可以说完全被忽视了）证实了这一点。最晚到公元年的时候，这里的诗人不断写抒情诗。他们用的是斯瓦希里语。这是一种非洲语言，虽然它的字体采用了经过修改的阿拉伯字体，而在风格上和语言上有许多摹仿阿拉伯语的地方，以后很多世纪，他们继续写抒情诗和叙事诗，直到今天他们还在不断地写着。
他们采用外国主题，但人们可以注意到，莎士比亚也这样做过。他们居住在一些向南阿拉伯和印度寻求财富和榜样，到那些地方去旅行和冒险的城市中。正如同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指望着南欧和地中海一样。尽管如此，莎士比亚的诗仍然是英国诗，斯瓦希里诗也并不因此而减少了它的非洲色彩。用汉理斯的话来说，“正如同斯宾塞采用外来的情节却写出地地道道的民族诗一样，蒙巴萨以北的斯瓦希里诗人，从外国材料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学。”对于这一点，从传统的编年史，或者说现存的编年史，可以得到各种补充。
这类编年史，有些用阿拉伯文写成，如《塔里赫·埃·苏丹》。有些，象蒙巴萨和帕特的编年史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斯瓦希里文著的。另外一些，如基尔瓦的编年史，是用两种文字写的。直到公元年，爱默瑞还发现“斯瓦希里语在蒙巴萨被普遍应用着。的确，这是发生在阿拉伯人长期定居并且新近又遭到阿拉伯人的征服之后的。当这个城市的名士送给他一份蒙巴萨编年史的时候，这是一部以“阿拉伯字母拼写的斯瓦希里文著的”。
这一点其实需要着重指出的，不仅仅像我们所想的那样，是为了把东海岸文明的出处归还原主，而且也是由于它和下面的大问题有直接关系。如果说千百年前的海洋贸易，有助于引导并促使沿海地区的各民族，发展中世纪的文明，那么，它对于内地各民族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它曾起过任何作用吗？我们是否能从中世纪的时期找出内地的历史来？要回答这些问题是困难的。部分由于缺少考古研究，部分由于其他原因。因为当人们一旦转过身来，背向海岸而面向内地的群山和远处的平原，面向非洲内陆的高地、丛林和灰色的丛生的荆棘时，证据就失去了踪影，散布影响的路线混乱不清并且消失了，发展的路线错乱了并且隐没不见了。
其余部分所关心的，就是试图解答这些问题。有些重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障碍很多，而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又多得无数。但即使仅仅是为了在这里，内陆的中部和南部，比其他地方能更好地衡量纯粹是属于非洲历史上的成就这一点而论，犯这样的错误也是值得的。这里，我们可以减少造成愚昧和长期闭关状态的一些障碍物，并将看到（虽然是在相当远的距离内看的）非洲的一些先驱者在能够使用自己的资源时，所能够做出的成绩。近年来的考古工作已经消除了一些障碍，或者可以说降低了这些障碍。
克拉克在卡蓝博瀑布上所做的工作，已把非洲南部铁器时代的起源纳入了一个新的有意义的结构中。其他一些人也曾在同样有益的领域内辛勤工作过，到处出现了一些和东海岸一样同样清晰灿烂的轮廓（北至埃塞俄比亚，南至罗得西亚）。铁器时代社会的进展和活力，有时在这里，有时在其他的地方留下了它的有力痕迹。漫长的东海岸以内的大陆，在文化上并没有，也从来没有形成一个整体。
乌干达的土工建筑是世界上最大的。令人回想起铁器时代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灵感主要来自非洲内陆。其他一些在肯尼亚和坦噶尼喀的遗址，看来和东海岸的历史有关，而且和埃塞俄比亚南部的历史有更多的关系。在那遥远的南方，沿海的商人城和内陆新兴的文明国家进行贸易。这些文明是非洲南部铁器时代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它们在津巴布韦、马庞古布韦、涅克克、彭哈龙加和哈米等处，留下了自己的遗址。但是，如果说津巴布韦和其他类似的遗址是非洲中部和南部铁器时代发展到了全盛时期的产物的话，它在其他地方还有起源地。
它们和十二到十五世纪沿海的贸易同时发展到足以给人以如此深刻的印象的地步，而且，无疑地部分是由沿海贸易而发展起来的。但它们早期的历史必然建立在更为广泛的背景上。南方古老的文明和非洲更早更广泛的背景之间的联系究竟密切到什么程度，现在还不清楚，但整个问题已经不象十几年前那样暖昧不清了。问题之所以难搞，一方面由于辽阔的内陆诸国和各种文明在文化上属于各种不同的类型和各个不同的阶段；另一方面，它们大多数又表现有着共同起源的迹象。
结语
从目前的知识水平，我们既不能把它们一个个分开处理，又不能概括处理。如果要看一看这个现在开始显得复杂而又纠结的情况，最好还是回到阿克苏姆和早期的埃塞俄比亚时代，回到东非早期的那些“阿扎尼亚人”。希腊罗马的商人在他们古代沿海岸而下时已隐约知道一些“阿扎尼亚人”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