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意图置身于西方与其对手俄罗斯和中国的对抗前线，这种行为有几个原因可以解释：首先，立陶宛企图塑造受害者形象，进一步加强自己在欧盟的地位；其次，它希望获得美国的额外支持；最后，它想要成为世界舞台上的积极参与者，这其实也是由维尔纽斯的内部政治和历史发展所决定的。
然而，立陶宛的这种行为导致了大国互动层面上的非理性对抗。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或者恨
立陶宛希望使自己在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中的地位得到承认并进一步巩固，其现代外交政策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这一想法的影响。
自年代初获得独立以来，立陶宛一直是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一部分。一方面，如果北京或莫斯科决定对波罗的海共和国采取所谓的“侵略性”行动，维尔纽斯将寻求争取该共同体的支持；另一方面，作为“新欧洲”国家的非官方领导，立陶宛不满几个老牌欧盟国家对待俄罗斯和中国的温和态度。
立陶宛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并称波罗的海共和国或波罗的海三国。这三个国家历史上就与俄罗斯纷争不断，特别是立陶宛。
与此同时，波罗的海共和国与其他中东欧国家一样，通过创造和不断维护自己所谓“反对非民主政权”的“先锋”形象，意图在外交政策的方向上把握欧盟领先地位。采取这样的策略是可行的，假如立陶宛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出现危机，维尔纽斯必须在不损害其利益的情况下保持必要的升级水平。
立陶宛与北约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维尔纽斯在世界舞台上的所作所为。与欧盟的情况一样，维尔纽斯与华盛顿建立了密切联系，这表明它准备好在世界舞台上与对手（主要是莫斯科和北京）作战。立陶宛希望在北大西洋联盟获得合法地位，在西方与俄罗斯新一轮全球对抗的背景下，该联盟的重要性有所增加。立陶宛想要再次表明对美国的忠诚并争取其支持，以便在局势升级变得无法控制时“全副武装”，做好充足准备。
“先锋”的形象定位获得了成功，立陶宛领导层汲取“成功经验”，在与那些被美国和欧盟直接或间接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家对话时继续采取不友好的态度。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立陶宛当前的反华言论与过去三十年来奉行的反俄外交政策脱不了干系。
立陶宛的现代外交政策与其国内政治和历史息息相关。
首先，历史因素非常重要，其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立陶宛与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不同，后二者在俄罗斯帝国解体后才成为独立国家，而立陶宛在历史上曾成立大公国，有过独立建国以及作为地区事务重要参与者的经验；第二，与其他波罗的海国家一样，现代立陶宛建立在顽固的反苏反俄叙事之上，这对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严重影响。维尔纽斯历史研究所不断在社会上传播这些观点，导致立陶宛形成了稳定的反俄共识。同时，立陶宛强烈希望自己能在世界（或至少地区）舞台上再次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第二共和国”（译者注：苏联解体后诞生的立陶宛共和国）在创建过程中招募了一批政治精英，这些人的思想特点也决定了反俄共识在该国的形成。许多立陶宛政府的领导职位（高达30-40%）由批评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立陶宛外国侨民占据（例如，立陶宛前总统瓦尔达斯·阿达姆库斯，其为立陶宛裔美国人，曾多次参与反苏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长期居于美国从事颠覆立陶宛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资料图：立陶宛前总统阿达姆库斯
这导致立陶宛形成了一种“依赖路径”：即使选举出的新领导人出生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也无法改变该国与俄罗斯的关系。立陶宛议会曾对-年担任总统的罗兰达斯·帕克萨斯启动弹劾，只因他计划加强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联系，这一事件足够说明问题。
对华政策的失败
立陶宛与中国的关系在年升级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两国之间的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因素之一。
尽管立陶宛参与“17+1”合作倡议（即中国与中东欧之间的经济合作机制），使其有可能增加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但由于不利的投资环境以及立陶宛当局的反对，北京尚未准备好扩大其在波罗的海国家的存在感及参与度。并且，立陶宛不存在任何对华经济依赖，这让情况更加恶化。立陶宛试图将自己定位成欧盟和北约的关键参与者，反对“来自东方的威胁”，它希望借此获得欧盟和北约的额外支持。
然而，立陶宛允许开设所谓的“台湾代表处”，这使得其与北京的对抗关系升级到顶峰，却并没有引起欧盟和北约的足够重视。尽管在对抗的最高潮阶段，一些美国和欧洲政客表示支持维尔纽斯的行动，在北京事实上封锁了立陶宛商品和原材料产品的贸易后，他们声称支持立陶宛上诉至WTO解决贸易争端。同时，一体化协会代表表示需要形成欧盟对华共同政策。
但总的来说，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不希望与中国的关系出现压倒性恶化，所以他们对立陶宛的行动基本上漠不关心。美国没有增加在波罗的海的军事力量，立陶宛与中国关系恶化后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并没有影响到“16+1”机制（译者注：因立陶宛在年3月宣布退出“17+1”合作，因此只剩下“16+1”）。部分德国公司的产品使用的是立陶宛所生产的原材料，但因需要将商品出口至中国市场，甚至表示可能会撤出在立陶宛的投资（译者注：因立陶宛同意建设所谓“台湾代表处”，北京与立陶宛关系降为代办级，含有立陶宛零部件的欧洲出口产品在运达中国海关后可能面临管控风险，因此包括部分德企在内的欧洲企业表示可能会从立陶宛撤资）。
维尔纽斯与北京的关系急剧恶化，却只能获得短期利益。立陶宛就是欧洲国家的典型代表，它处于与主要对手对抗的最前线，但并不具备大规模对抗的潜力。无论是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以“16+1”的形式继续保留，还是欧盟的温和立场，都表明了立陶宛并没有巩固其在欧盟中的“领导地位”。立陶宛总统吉塔纳斯·瑙塞达最终承认了本国外交行动的失败，他表示之前使用错误的名称来指代台北代表处，违反了外交礼节。
站在琥珀色的海边……
维尔纽斯试图通过加剧与对方的摩擦来加强其在地区和全球舞台上的权威，这里最典型的案例是立陶宛与俄罗斯的关系——最近一次俄立关系大规模恶化是在年夏天，立陶宛限制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地区转运货物。
俄本土与加里宁格勒州间的货运列车（图源：美联社）
立陶宛的外交政策一直以对俄持消极态度为特点，在俄罗斯与西方直接对抗的情况下，立陶宛有机会公开反对昔日的“母国”，能够通过限制过境货物运输实现对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封锁，立陶宛自然不遗余力。而且，维尔纽斯计划借此加强其在欧盟和北约的地位。立陶宛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对俄制裁的法规从一开始就没有对俄罗斯飞地的情况作出说明。立陶宛通过这一举动，既表明了自己对于欧洲一体化的老牌参与国一直以来对俄采取“温和态度”有所不满，而且还可以表现出其对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忠心耿耿，那么这可能推动共同体增加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投入，实现该地区军事基础设施的现代化。
事实证明，与开设所谓“台湾代表处”相关的一系列反华外交政策和行动相比，立陶宛针对俄罗斯的行动更为有效。在年6月的马德里北约峰会上，北约理事会决定将驻立陶宛的军事特遣队增加到旅级，而一些中东欧国家（例如波兰）则呼吁欧盟放弃与俄罗斯的谈判。欧盟在加里宁格勒的过境问题上选择站在立陶宛这边，且由于俄罗斯联邦的潜在反应有限，这使得立陶宛的对俄行动有所成效，维尔纽斯甚至在制裁实施以前就已拒绝俄罗斯的能源供应。
欧盟也是加里宁格勒危机的受益者，其于年7月发布的关于制裁的澄清情况并没有将俄罗斯向加里宁格勒地区转运货物的运输量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只是允许了通过铁路运输，并且运输还要受到立陶宛执法机构的严密控制。俄罗斯无法完全恢复与其飞地的交通联系，加里宁格勒地区只能按照欧盟制定的规则行事，这相当于实际承认了对俄制裁措施的合法性，如此只会加强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对俄敌视。
因此，一系列因素决定了立陶宛在世界舞台上的行为战略：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希望确立在中东欧和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中的领导地位，以获得对欧盟领导层施加额外压力的杠杆并争取美国的额外支持，以确保其政权继续存在的合法性。为了实现其目标，维尔纽斯选择在与更强大的对手的关系中制造危机局面，例如开设“台湾代表处”以及限制俄罗斯向加里宁格勒地区的过境运输等。然而，尽管维尔纽斯强烈希望在全球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但其行动成功与否取决于欧盟和美国的支持程度，取决于他们对于升级与一些国家的敌对关系的兴趣。至于立陶宛本身，则难以摆脱棋子的定位。
因此，可以预见，立陶宛未来将继续利用短期危机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实现其在欧洲-大西洋共同体中的利益。立陶宛这些行动的有效性仍将取决于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立场，而且此类外交政策行动只会导致它们与莫斯科和北京的对抗程度持续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