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年，15岁的密茨凯维奇在进入维尔纽斯大学学习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亚当·拿破仑·密茨凯维奇。此时波兰人的“我们的共和国重生”的梦想早已被粉碎。
年，拿破仑军队入侵俄国之后，俄国统治下的波兰人也群起支持被他们视为解放者的法国侵略军。这一时代波兰首屈一指的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在其史诗《塔德乌什先生》描述了法军进入今天白俄罗斯地区时当地波兰贵族的兴奋之情。这部作品至今仍被波兰学校列为必读篇目（在白俄罗斯则不然）。“光荣已属于我们，”诗中的一名波兰人物说道，“我们的共和国很快就会重生。”拿破仑和东布罗夫斯基以及他们的法军和波兰军团都已从俄罗斯帝国败退。
拿破仑侵俄失败一年以后，俄军占领了巴黎，而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但这些努力并非全部白费。决定后拿破仑时代欧洲命运的维也纳会议让波兰再次出现在欧洲地图上。维也纳会议在拿破仑创建的华沙公国废墟基础上增加了部分原被奥地利吞并的土地，建立了波兰王国。这个波兰王国与它的强邻俄罗斯帝国拥有共同的君主，在俄国被称为沙皇国，而非王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还赐予波兰帝国其他部分无法企及的自治权和特殊待遇。
以帝国统一化和行政司法标准化为标志的叶卡捷琳娜理性时代就此结束，特殊对待的时代又回来了。那些失去了特权的民族都对波兰人满怀羡慕，其中包括前哥萨克国的精英阶层。尽管近代波兰民族主义是在拿破仑的翼护下成长起来的，乌克兰的民族主义最初兴起时却以反波拿巴为旗帜。在拿破仑战争中，俄罗斯帝国的报纸第一次开始刊登乌克兰语而非俄语的爱国诗歌。这批诗歌中的一首出现在年，题为“啊哈！恶棍杂种波拿巴，你还没有餍足吗？”
无论是以哪种方式，拿破仑都激起了当地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在波兰人、德意志人和俄罗斯人用各自的母语表达这些情感的同时，一些乌克兰人决定他们也应该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在乌克兰以及欧洲其他地区，语言、民间故事、文学，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还有历史，都成为构建一种近代民族认同的砖瓦。近代乌克兰文学的奠基人伊凡·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就是那些准备拿起武器抵抗拿破仑的乌克兰人中的一员。
他出生在前哥萨克国境内的波尔塔瓦地区，自己组建了一支哥萨克部队，加入抵抗拿破仑的斗争中。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是一名下级官员的儿子，在一所神学院接受教育，曾做过贵族子弟的家庭教师，也曾加入俄罗斯帝国的军队，在—年的俄土战争中作战。年，还在军中服役的他出版了其诗作《埃内伊达》的第一部分。这部诗作是基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的模仿之作，其中的主要人物并非希腊人，而是扎波罗热哥萨克人。
正如人们对真正的扎波罗热哥萨克的期待那样，诗中人物都说乌克兰方言。然而，我们只有在回顾中才能理解这部诗作的语言选择背后的逻辑。在18世纪晚期的乌克兰，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是一位先驱——他是第一位用乌克兰方言创作一部重要诗篇的作者。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尝试发出某种政治声明。实际上，选择模仿文体正表明他是在进行一场语言和主题的游戏，而不是要创作一部高度严肃的作品。
很明显，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不乏文学天赋，对时代精神也有精准的把握。18世纪晚期，整个欧洲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将民族国家设想为不仅是一个人民享有主权的政治体，还是一个文化实体，一个等待被民族文艺复兴唤醒的睡美人。在德意志地区，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将语言和文化作为自己对民族的新理解的基础。在西欧和中欧的其他国家也一样：后来被称为民俗学学者的狂热分子们到处搜集民间故事和歌谣，在找不到“好”样本时，就自己创作。
在英国，古代吟游诗人莪相的“发现者”詹姆斯·麦克弗森就成功地将爱尔兰民间传说变成了苏格兰的民族神话。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写作《埃内伊达》第一部分时，正值教会斯拉夫语这一在上一时代统治俄罗斯帝国文学的语言框架分崩离析之际。各种基于方言的文学作品得以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公共领域。俄国出现了其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伟大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乌克兰则有了自己的伟大诗人科特利亚列夫斯基。无论他用乌克兰语写作的初衷为何，科特利亚列夫斯基从未对这个选择感到后悔。
他还将完成《埃内伊达》的其余五部，并成为第一批乌克兰语戏剧的作者。这些戏剧中包括以一个乌克兰村庄为背景的爱情故事《娜塔尔卡-波尔塔夫卡》（即《波尔塔瓦的娜塔尔卡》）。前哥萨克国的波尔塔瓦地区（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故乡）所使用的语言将成为标准乌克兰语的基础，并为以第聂伯河为中心，东至顿河、西至喀尔巴阡山脉的不同乌克兰方言的使用者所接受。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学。阿列克西·帕夫洛夫斯基在年出版了其作品《小俄罗斯方言语法》，让这种语言有了自己的第一套语法系统。
一年后，米科拉（·尼古拉）·采尔捷列夫编撰的第一部乌克兰民歌集也得以出版。如果不是其他数以十计（后来更发展到数以百计）富有才华的作者的作品出现，科特利亚列夫斯基及其作品完全可能只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小小脚注，一个异数而已。这些作者并非都用乌克兰语写作，但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浪漫主义者，都怀有19世纪初那种对民间传说和传统的美好想象，都重视情感而非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乌克兰浪漫主义的发源地是哈尔基夫。
年，帝国当局在这里开办了一所大学，邀请全国各地的教授们前来任教。在当时，身为一名教授通常意味着对地方志和民间传说感兴趣，而哈尔基夫正有丰富的传统。在博赫丹·赫梅尔尼茨基的年代，它是斯洛博达乌克兰的行政和文化中心，居住着乌克兰哥萨克人和逃亡的农民。到了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初，这片土地常被人称为“乌克兰”。因此，年哈尔基夫开始出现的第一份文学年鉴被命名为《乌克兰先驱报》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这份刊物以俄语印刷，但它也接受乌克兰语投稿。它的许多作者所讨论的也是乌克兰历史和文化主题。哥萨克历史成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兴趣焦点，这在科特利亚列夫斯基的《埃内伊达》中已有所显示。哈尔基夫的浪漫主义者们对这一时期最具影响力的乌克兰历史著作《罗斯历史》的积极欢迎和宣传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部关于乌克兰哥萨克人的历史被归为18世纪的东正教大主教赫俄希·科尼斯基的著作，但其真正的作者（或作者群）来自前哥萨克国斯塔罗杜布地区的哥萨克军官后裔阶层。
结语
无论《罗斯历史》的作者是谁，他都对哥萨克军官和俄罗斯贵族群体中的不平等状况十分关心，并更加公开地主张小俄罗斯和大俄罗斯的平等。这是在18世纪哥萨克文献中回响的传统主题，但现在拥有了更适合浪漫主义时代情感的表现形式。